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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摆脱贫困攻坚?创设夏菇之都”: 安龙做大

- 编辑:sbf999胜搏发 -

“集中摆脱贫困攻坚?创设夏菇之都”: 安龙做大

安龙县把产业扶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围绕园区建设,坚持强龙头、创品牌、带农户,着力补齐产业链条的短板,创新产销对接和利益联结机制,集中资源加快发展食用菌产业,因地制宜推进“一县一业”发展,带动贫困群众增收脱贫。

10月9日讯 今天是田家人进城的第292天。

原标题:不“垒大户”,不搞均分,不做“急就章”

在安龙县食用菌产业园里的食用菌“1210”精准脱贫孵化棚内,菇农穆天学正在查看鲜菇的长势。穆天学是洒雨镇竜金村的精准贫困户,今年5月他一家依托国家的好政策,加入到感恩种养殖合作社,借助合作社的宿舍,到产业园里发展食用菌产业,目前已收入6万多元。

2016年12月22日,贵州省黔西南州安龙县洒雨镇竜金村的田家人收拾行囊,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大山,举家搬进了县城的新居。一辆电动三轮车就装下了全部家当,田家的儿子田迪回忆,“几样锅碗瓢盆,两张小桌子,还有就是铺盖卷了”。

扶贫资源使用, 拒绝花架子(深阅读·防止扶贫形式主义②)

洒雨镇竜金村贫困户 穆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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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方在脱贫攻坚中,“有的为了尽快见到‘扶贫效果’,把扶贫资源集中用到少数人甚至非贫困户身上”;“有的地方在移民搬迁中,硬性规定每年要完成的搬迁人数并逐级下达,导致‘急就章’式搬迁后资金、土地矛盾显现”。

我们来这里种菌,就发现有这个种菌的希望,有这个希望我们就想到搬到这个地方来,以这个为业肯定还好些。

搬家时虽已入冬,田家人却都觉得心里“火热火热的”。新生活早已做好准备迎接他们,脚下这条4.5米宽的平整公路,两年前还是条蜿蜒狭窄的“泥巴路”,进趟县城得走上近4个小时,而今时间缩短到四分之一。新生活还包括县城里的新房子、四个蘑菇种植大棚,“都不用花钱”。

如何实事求是地看待和追求“扶贫效果”?扶贫资源该如何科学使用?如何谋划在前,科学确定移民搬迁规模、目标任务和建设时序?记者日前走访了贵州多个州县的贫困户和一些易地扶贫搬迁的新家园。

安龙县感恩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是在安龙县易地搬迁扶贫服务中心的引导下组建,由洒雨镇下龙、竜金等村的18户贫困户和易地扶贫搬迁户组成。今年5月,合作社依托安龙县食用菌产业园里的安龙县富民鑫食用菌发展有限公司的支持和政府所建大棚,带动了13户搬迁户到基地承包了43个大棚发展食用菌产业。

2016年,贵州易地扶贫搬迁首战告捷,对45万农村人口实施易地搬迁,建成562个安置点,劳动力培训9万余人次,户均实现就业1.54人。

扶贫效果不能“堆盆景”

安龙县易地搬迁扶贫服务中心工作员 周林刚

田家人正是这45万人中的一分子。安龙县2016年正式启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涉及八千余户、三万多名搬迁群众;而在“十三五”期间,贵州全省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共涉及162.5万人。一位当地干部称,这是贵州省“史上最大的迁移活动”。

“光好看不顶用不行,效果要实打实”

到目前为止,每户每个大棚都在出菇,现在农户最忙的是在(进行)采菇工作。

“挪穷窝,奔富路”,贵州省水库和生态移民局计划规划处处长徐元刚说,贵州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习总书记精准扶贫的基本方略,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当头炮”和重中之重,“搬迁只是手段,脱贫才是目的”。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食用菌产业园区,一个个大棚整齐排列,洒雨镇下龙村的裴心国终于有时间坐下来盘算一下今年的收入:“两个棚净利润将近10万元,脱贫没问题。”

截止今年7月底,合作社社员种植食用菌的最低收入为4.5万元,最高收入达10万元以上,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让社员们心里乐开了花。

只有走出大山,才有出头之日

2017年初,在外打工多年的裴心国听说家里发展食用菌种植,想回来看看但心里又没底:没钱没技术,能不能干成?“一个大棚能上1.6万根菌棒,4块钱一棒从公司买,政府出2.5元。收菇后,公司扣除1.5元的成本,剩下的是纯利润,额外开支也就是水电费。”扶贫干部的一番解释,让裴心国坚定不少。

安龙县感恩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 田迪

2016年秋天,易地扶贫搬迁的消息传来时,田家第一批报了名。

“别小看政府补贴的两块五毛钱,它起一个杠杆作用,既能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也能解决贫困户没有资金的难题。扶贫项目光好看不顶用不行,效果要实打实,得让贫困户实实在在受益。”安龙县农业局农业园区办负责人张勇说。

如果全部摘下来,可以卖得6到7块钱,成本是4块,有3块就是我们的纯利润。

田家的儿子田迪今年25岁,家里的房子岁数比他还大。山里打下来的石头砌墙,土窑烧出来的瓦片搭顶,山间飘来一朵云,外头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没有玻璃,窗上钉着稀疏的木片,一枚灯泡孤零零地对抗满屋子的黑暗。这些年好歹换上了木头门,田迪小的时候,门都是竹条编的。

2017年4月,裴心国租了两个大棚,热火朝天干起来。“一个月给菌棒注一次水,注意控制大棚温度就好。”6月开始,香菇进入盛产期,看着每天都在往上冒的香菇,裴心国很激动:“剩下的就是每天捡菌,一个菌棒产菇1.5至1.8斤,公司以每斤4元的价格收购,最多的一天捡了2000多斤菇,很有搞头。”

安龙县以良好的气候、土地等资源为依托,全力打造集新品培育研发和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中国最大优质夏菇基地。通过把园区建设与脱贫攻坚和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有机结合,形成了食用菌产业的“1210”的扶贫模式,以“政府(园区) 科研院所 合营企业 基地 合作社 农户”运行联结模式,推动食用菌产业的裂变式发展,现已初步形成了由浙江大学专家团队 地方专家团队 N家实施主体协同合作,引进并培育龙头企业7家,带动村集体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8家。

搬迁之前,家里挣钱的营生只有种地。五六亩薄田瘦地种上水稻和玉米,逢上风调雨顺的年景,一年能挣下两千来块钱。要是赶上干旱、冰雹,粮食可能还不够自家吃。

“这里气候适宜,食用菌种植技术要求不算太高。扶贫资源怎么用,效果行不行,不是项目越大越好,得让乡亲们评判,决不能摆花架子。”安龙县负责同志说,去年食用菌产业带动全县5000农户1.9万人实现脱贫目标,其中精准贫困户4000户1.52万人。据介绍,不仅在园区,县里已经在多个乡镇建起了大棚,农户在家门口也能种。

安龙县感恩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 田迪

田迪的父亲田应荣没读过几年书,但他自认为是个思维开阔有远见的人,说话喜用成语,“大山里山高水远、山穷水尽”,“我们长年累月搞原始生产,只有走出大山,才有出头之日”。

扶贫资源不能“垒大户”

合作社下步的打算,我们希望更多的贫困户来参加我们的合作社,创建更多的大棚。

去年秋天,当乡镇干部告诉他,可以不花钱就在县城分到新房时,田应荣心里活泛了。等他坐着乡镇的大巴车到新房参观一圈回来,就已暗自拿定了主意。

“既考虑共性问题,又兼顾个性需要”

截止目前,安龙县共建成食用菌标准化大棚4500亩,预计可带动贫困户2300户8600余人,户年均增收5万元以上,人均可实现增收8000元以上,一年可实现脱贫。

拿定主意的还有同村另一家贫困户穆天明。穆天明今年63岁了,耳朵有点背。他幼时家贫,来到洒雨镇当了个不掏彩礼钱的上门女婿,先后两任妻子共给他生了两儿一女,女儿右脚有点残疾。穆天明农闲时打打零工,还有些帮厨的手艺,但一年到头还是要欠下许多债。

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一些地方对待扶贫资源有着不同的做法,有的不顾贫困地区的个性需求,搞平均分,精准度不够;有的为了早见效,图一时摘帽,把资源集中用到少数地方、少数人身上。这些都是扶贫工作不务实、不扎实、不真实的体现。扶贫资源该如何科学精准地分配使用?

穆家的房子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几乎没有家具,穆天明佝偻着往屋中间的小凳上一坐,几乎要在阴影中消失掉了。

走进盘州市盘关镇贾西村,刚从刺梨园区下班的村民瞿玉克听说记者来采访乡亲们的脱贫情况,急忙招呼到家里坐。

他家的房子也是村里最偏僻的,山壁的背后,道路的尽头,再无可走之路。穆天明决定响应搬迁,是被儿子的一句话刺激了。去年,正在贵州大学读书的大儿子回老家,甩下一句,“以后绝不在这里住了,自行车都骑不进来。”

“上头有好政策,但我们还要看装进自家兜兜里的。”瞿玉克拿出一个资料袋,里面有股权证、分红本、务工工资单,“6亩地入股合作社种刺梨,每年保底分红2400元;‘特惠贷’贷了5万块,一年分红3000元;财政扶贫资金分红600元;我和老伴儿在园区打工,一个月工资加起来2500元。一年下来,能攒下不少钱。”

搬迁后的实惠

既有入股分红,又有工资收入,还有相关补贴,为啥现在的收入种类有这么多样?

临近搬迁,田应荣却生出几分不舍。老屋虽简陋,却是他一石一瓦盖起来的。田应荣记得,盖房时还没有通车,石头要靠马拉轱辘车,从山上一车一车运下来。他去县上买钢筋,扛到家来回走了7个多小时,肩膀都磨烂了。

瞿玉克所在的贾西村,4年前还是深度贫困村。2015年,盘州所在的六盘水市推开“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扶贫资源被激活。

故土难离,是安龙县负责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干部们遇到的阻力之一。“有的人今天说搬,明天又不搬了,有人一听说要开搬迁动员会就找借口开溜。”安龙县水库和生态移民局局长刘兴安告诉记者,上了岁数的人尤其不愿意搬迁,“毕竟是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

“整合各类资源,以股份合作为核心,以股权联结为纽带,引导贫困户参与发展,把分散的人、地、钱资源集中起来,既考虑共性问题,又兼顾个性需要,确保扶贫的精准性。”盘关镇“三变”办主任何正国说。

为了做动员工作,干部们到符合搬迁条件的农户家中反复做工作,一位干部进山时赶上下雨,车轮打滑,差点翻车。干部看着山路一侧陡峭的悬崖,开玩笑说,这要是掉下去,不是车祸,是空难。

盘关镇以贾西村为核心区,联合海坝村、茅坪村等7个贫困村,成立农民专业合作总社。公司参股介入,组成天富刺梨产业园区。7个村级合作社作为分社加入总社,形成“公司 总社 分社 农户”的合作经营模式。

周林刚以前是洒雨镇扶贫工作站站长,他总结的经验是,“你拿他劝不动,就拿他孩子劝”,“你愿意自己一辈子就这样了,也想孩子一辈子跟你一样?”一招使出,往往有效。

有限的扶贫资源既没有简单平均化地“排排坐,分果果”,更没有“垒大户”、用在少数人身上。联产联股联心,在贾西村,584户1691人入股村级合作社,入股率达81.1%,其中120户贫困户258人全部入股。

干部们心里明白,除了故土难离,老百姓们更为忧虑的是,搬进城以后,做啥营生?现在好歹还有几亩薄田地可以糊口,进了城,买根葱都要钱,钱从哪里找?

贾西村村支书龙涛介绍,“三变”改革整合涉农资金,目前已将320万元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折股量化给120户贫困户,实现资金分红7.2万元,户均增收600元。同时将符合政策条件的29户贫困户的“特惠贷”资金145万元,整体打包入股合作社,每年每户获得6%的入股分红。目前已实现分红8.7万元,户均增收3000元。

刘兴安总是随身揣着一本小册子,《安龙县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宣传册》,薄薄20页,“全是干货”。从搬迁补助、就业扶持,到子女教育、住房政策,进城后的就医、保险,应有尽有。

移民搬迁不能“急就章”

安龙县的许多干部们拿着这本小册子,向自己对应的贫困户详细宣讲,希望能让他们心里的石头落地。担心买不起新房子的,告诉他们,房款由国家买单;担心找不到工作的,承诺一户至少保证一人就业;担心没人养老的,告知会参加社会保险,还有其他多项保障政策;想创业做生意的,有无息贷款和启动资金支持……

“搬家前来考察过,住着心里有底”

隔三差五就有各个乡镇的大巴车载着贫困户来县城考察,先去安置点,看看拔地而起的小楼,再去产业园区,看看已经搬出来的贫困户如何赚钱,再坐公交车参观县城,看看学校、医院、超市,最后坐下来开会讲政策,一趟下来,很多本不愿搬迁的贫困户改了主意。

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中国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白皮书显示,2016年和2017年已顺利完成589万人的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今年将再实施约280万人的搬迁建设任务。很多群众故土难离观念很重,易地扶贫搬迁如何有序推进,如何让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当然,还有想要搬迁但不符合条件的人,刘兴安介绍,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搬迁。省里制定了详细的搬迁对象识别办法,对搬迁对象所处的区域条件、家庭个体条件都有严格规定,进行筛选后,还要经过组内评议、公示等11个环节和程序,才能正式登记为搬迁农户。

临近傍晚,贵州安龙县九龙小区里,居民吴正院经营的小吃摊忙碌了起来。“这里不错,附近啥都有,方便。”一年多前,吴正院一家六口人搬进了小区。老家离县城有60公里,一栋破瓦房,喝的是水池里储存的水。

没想到搬进绿色小镇

搬迁并不是易事:既有老人进城是否适应的困扰,又有进城以何为生的焦虑。但吴正院心里是有底的,因为搬之前,她认真考察过。

搬家之前,田应荣去了趟新建成的安置点,这个安置点在县城新区,未来几年就将会是主城区,安置区还有个响亮的名字:绿色小镇。配套的草地、路灯等一应俱全,挨着就有学校、幼儿园、超市、医院、产业园区等,曾经的忧虑打消了,田应荣马上抽签选了房子。按照规则,一楼分给腿脚不利索的,其他楼层抽签决定,穆天明因为家里有两个残疾人,住进了一楼。田应荣抽到了六楼,虽是顶楼,他也挺高兴,“六好,六六大顺”。

那天下着毛毛雨,一辆大巴车拉着吴正院和村里的其他几十人,一起向新家出发。这不是正式的搬迁,而是先来看看未来可能生活的地方。车在一排崭新的住宅楼前停下了,老乡忙问:“在这里停下干啥?”

黔西南州明确:所有搬迁全部搬到县城,或跨区域搬到产业更集中的兴义市或义龙新区,方便搬迁群众有工打、有业就、有收入,真正搬得出、稳得住。2016年建设的33个安置点,全部建成城镇区,按照“绿色小镇”的标准进行,主导产业、特色街区、主题广场、文化展馆、商旅市场、众创平台等“十个一”同步配置,每个安置区都有着不同的风光风情风物、绿色特色景区、生产生活生态、宜业宜居宜游的特色。

“家”到了,不是想象中孤立的几栋房子,各类商铺已经开张,一片繁华。附近有教育园区,学校已经入驻。产业园区里工厂已经开始生产,厂子门口贴满了招聘公告。

安龙县的安置区就是这样的绿色小镇,这让从小生活在穷山沟里的田应荣很满意。他没想到,搬迁让他获得了更大的实惠。按照规定,贫困户进城安置,人均住房面积不超过20㎡。

“新家到底好不好,靠老乡们亲眼看、口口相传,比干部说得天花乱坠效果好。”安龙县移民局局长刘兴安说,“县里先根据环境容量、生产力布局规划小区,再确定易地扶贫搬迁人数规模及分布;先摸清家庭结构和群众住房需求,再精准建设各安置新区房屋数量和户型;先确保有稳定岗位、稳定收入后,再组织搬迁。”

田家没掏一分钱就住进了县城的安置小区。干部给他算过一笔账,总计10多万的购房款,有中央给的钱,有省里给的钱,还有他们以后拆掉老房子的钱等等,田应荣听着有点糊涂,“总之就是不用花钱”。

“不能‘急就章’,也不能凑任务,而要超前规划,逐步推进。”刘兴安说,确定搬迁人数后,没有一下铺开,而是先少一点、稳一点。以城北安置区为例,一期项目中,2016年搬迁了26户92人,2017年搬迁194户,1000人入住,正在修建的二期工程可容纳1万人入住。

儿子田迪比他明白,麻利地给记者算下来。根据国家政策,每人有2万块钱的建房补助、1.5万的旧房拆除奖励,一家四口一共是14万,新房每平米1300元,80平米是10.4万,算下来他们不用花钱就可以住进了新房。

对搬迁后的生活是否满意,从吴正院说起收入时腼腆的笑声中可窥见一二:“小摊一天有200元左右收入,能顾上家,也不累。”

贵州省水库和生态移民局规划处徐元刚说,建设安置点的费用均由省统贷统还,不给基层政府增加压力。

华灯初上,吴正院忙碌着,人们陆续回到移民新小区。屋里明亮的灯光,锅里冒着的热气,传来阵阵暖意。

乔迁新居的那天,田迪的女朋友也来了。两个年轻人终于可以结婚了。他们买了沙发和双人床,桌上铺了大红花桌布,把新居像城里人一样拾掇起来。但是,阳台花盆里种的青菜还是出卖了他们,和平时出入不爱关门、喜欢围坐在街边唠嗑的邻居们一样,他们还保留着浓浓的山里人气息。

责任编辑:梁冰清

但他们的下一代离城里人更近了一点。九龙小区安置点不远处就是安龙县的教育园区,县城最好的幼儿园、小学、中学集中在那里,根据县里的政策,搬迁农户的子女可以通过绿色通道优先办理入学。穆天明右脚残疾的女儿,就已经在家门口的高中就读了。

“保姆式服务”

最多的时候,周林刚一天要接打100个电话。他是洒雨镇驻安龙县易地扶贫搬迁办公室联络员,全县各镇都有这样一名联络员,他们的工作是负责各镇搬迁农户进城以后的“一切琐事”。

周林刚以前做过扶贫站站长,熟悉贫困户的家庭情况,“只要是洒雨镇的,你把名字报给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百分之九十的,我就知道他的基本情况。”

现在的周林刚觉得自己更像搬迁农户的“保姆”,“停水了找我,停电了找我,两口子吵架了也找我”。他每天要处理各种琐事,停水了联系水利部门,停电了联系电力部门,要找工作的协调相关企业,真吵架了还得上门劝架。

有个搬迁农户半夜给他打电话,说自己家电表被偷了,他赶过去一看,原来是欠费停电了。连县委书记都接到过十几通类似琐事的电话,不论大小都要耐心帮忙解决。

周林刚理解搬迁农户,第一次进城居住,总有个适应的过程,他耐心地教搬迁农户们,出门要锁门、自来水不能直接喝、垃圾要丢到垃圾桶里、超市结账要排队。每个搬迁农户都有他的电话,不分白天黑夜,随时可以找到他。

他乐于提供这种“保姆式服务”,周林刚说,他小时候,家里是寨子里最穷的三五户之一,父母坚持送他们兄弟几个读书,“现在反过来了,是寨子里最好的三五户人家之一了”。

他会给贫困户讲自己的故事,“那时没有这么好的政策,读书没有贷款,创业也没有奖励”,他希望搬迁农户们能珍惜当下的机遇。

总有人“扶不起来”,洒雨镇的一个搬迁农户,非缠着周林刚给他评低保,说自己的包保人是个局长,“谁也没权随便给你家评低保,是有程序的对不对?”周林刚劈头盖脸把对方一顿说,“你才41岁,正年富力强,有胳膊有腿,现在就想着吃低保,将来呢?你孩子怎么办?靠低保一家人能过上好日子吗?”

对方被他批评得不言语了,再也没说过低保的事儿。

刘兴安说,有人进了城,又不肯劳动,总想着有政府兜底,“反正有事找政府”。他们给一个搬迁农户联系了工作,对方要么嫌累,要么嫌工资低,干部两次去家中探视,都上午10点多了,他还躺在床上睡大觉。

当地流传一个段子,因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享受的优惠政策多,比如搬进了县城、住进了新房、子女优先入学、就医有绿色通道、政府帮找工作……一个小学生写作文《我的愿望》时写下,我的愿望是当一个移民搬迁户……

说起这些,刘兴安有些无奈,他说,很多公共资源,城镇居民之前已经享受过了,现在让贫困户享受,无论从国家战略大局考虑,还是从公平角度考虑,都无可厚非。但是,好的政策也不能用于“养懒汉”,激发搬迁群众的内生动力才是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

“收入翻了好多倍”

田应荣现在绝大部分时间在大棚里侍弄蘑菇。田家四个大棚,每个大棚约600平米,内置8排铁架,每个架子有7层,共有6万多根菌棒。棕色的菌棒远看像一个泥巴棍,走近了能看到上面星星点点冒出来的香菇。整个棚里弥散着温热的蘑菇香味。

今年4月,政府出钱,组织蘑菇大棚里的农户去东北、浙江学习技术,在浙江庆元的一家食用菌协会,田迪吃到了有生以来最多花样的蘑菇宴,蒸煮煎炸炖烤,应有尽有。

他把学来的技术应用到自家大棚里,根据温度、湿度的变化,决定是否掀起遮阳布、打开喷水器。这个大学体育专业的小伙子,还学会了看菌棒的成色、蘑菇的等级。

最大的驱动力就是赚钱。食用菌大棚全部由政府出资搭建,购入菌棒的费用由政府补贴一半,另一半是无息贷款。一根菌棒4元购入,几茬蘑菇卖完,每根菌棒算下来就能赚1.5到2元,他家四个大棚就能赚十多万,比起之前在家种地,“收入翻了好多倍呢”。

蘑菇娇嫩,水少了不行,温度高了不行,太阳晒着了也不行。田家人干得来劲,在大棚旁边搭了小帐篷,白天顾不上回家,累了就躺一会儿。大约每三个小时,他们就要进棚采摘一次,耽误了最佳采摘时间,蘑菇伞面下方会开裂,品质下降,“就从三块五一斤变成一块钱一斤了”。

周林刚说,没搬迁出来之前,个别农民比较懒,“没事做的时候就在家喝酒、打牌,喝多了还和人打架”,搬出来都忙着赚钱了,“你问问他们还喝酒不?”田应荣嘿嘿地笑了。

安龙县委宣传部部长谭宏介绍,黔西南州气候宜人,“既不太冷,也不太热,湿度较高”,适宜发展食用菌产业。他们因地制宜,从全国各地引入多家食用菌企业,将产业发展和扶贫搬迁工作相结合,引导搬迁农户到食用菌大棚里就业,帮助搬迁农户脱贫致富。

一项更具雄心的“中国蘑菇小镇”项目也在推进,去年11月,安龙县政府与黔西南州福建商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打造“中国蘑菇小镇”,总投资20亿元人民币,以食用菌种植为第一产业,食用菌加工生产为第二产业,围绕蘑菇小镇发展为第三产业。

谭宏说,随着蘑菇小镇的建设与建成,会为搬迁农户提供更多的安置、就业与培训机会。

除了食用菌产业,安龙县还与多家企业合作,或由政府提供公益性岗位,为搬迁农户提供就业机会,目前已经提供了超过5000个就业岗位,据测算,到2018年,就业岗位可超过2万个,超额完成一户一就业的目标。

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真正被激发

38岁的布依族人韦孔昌,在安龙县九龙小区开了个物业公司。政府鼓励搬迁农户的自主创业行为,根据有关政策,为他的公司免费提供办公场所,启动资金提供贴息贷款,扶贫干部还帮曾经不懂汉语的他给公司取了名字——贵韵。

一年前,没读过书的韦孔昌还只会说布依族话;如今,他的汉语已经说得有模有样了。几个月时间,他的物业公司陆续接下了三个小区,还发展了工程队、红白喜事一条龙服务队等,吸纳了几十个搬迁贫困户就业。

黔西南州移民局局长王尧忠说,全州2016年搬迁14553户66176人,截至8月底入住率95%,搬迁群众实现了一户一人以上就近就业,这些目标说明了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如今,田迪有了更宏大的规划。包括他在内,14户菇农成立了“安龙县感恩种养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田迪本人担任理事长。县扶贫办支持他们,为合作社提供了免费的办公场所,还给购置了一批办公用品。

田迪计划,由合作社对接农户与收购公司。等到社员多了,他们会有更强的议价能力,赢得更多收入。未来,合作社还可以联系更多食用菌公司,主动开拓市场,不再由政府“扶着走”,而是一步步踏出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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